长期以来，由于受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的影响，行政诉讼案件存在着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诉讼突出问题，行政诉讼明显存在着诉讼主客场，公正审判很难得到保障。

[37]前者是指通过资源的常规配置，意在影响一系列违法行为的被查处概率的普遍性执法，比如日常监督检查行为。[42]参见陈业宏、洪颖：《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年第5期。

例如，第三方明知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或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虚假食品广告的等情况。[43]参见熊丙万、周院生：《诉讼效益的经济分析框架——以当事人诉讼动力的调节机制为中心》，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5年第1期。f*(h)就是最佳罚款，其中h是指损害，而p是指发现的概率。(二)外在环境的完善提高 威慑的外在环境，包括了相关的法律价值受到公众的接受程度、公众对违法行为的认知、惩罚的特性与广度、威慑的可适用性等。同理，如果绑架一个人也要被判死刑，绑匪就没有理由不杀死人质。

于是此时，行政机关、企业又可能偏向合作模式。然而宽松的食品安全执法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损害无法内化于食品生产的成本之中，而消费者又不可能作出行动，同时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区分安全与不安全的食品，他们总是偏向于选择购买低价格的产品，产生的结果可能是导致低质量的生产者将高质量的生产者驱逐出市场。虽然对于独裁政治仍有所保留，但他基本上认同黑格尔的主张，认为国家是‘普遍意志与全体意志之合一体，个人只有在‘此普遍意志中，才能发挥自由。

由此，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由纯粹的政体选择演变为正／邪之争、共和存亡之争。[53]参见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1916年国会重新召集后，在宪法会议辩论省制问题时，国会议场又发生轰动一时的议员大斗殴，其核心的争议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即单一国／联邦国之争。（一）革命尚未成功，修宪没有止境 正如艾里希•考夫曼所说，宪法形式与规范必须谨慎的加以确立，不同民主组织间的政治争论才不会导致内政混乱的情况。

从1929年开始，共和国面临不断增加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难题，这些难题最终把魏玛民主的脆弱结构撕得四分五裂，使其走向事实上的总统制。[15]从历史上看，实现德国统一的不是1848年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国民议会，而是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

（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四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超过这种需要的限度，独裁政治不是流于专制，便是毫无根据了[27]。东西方两个从帝制到共和转型的国家遭遇了类似的困境，例如大妥协后的不妥协、帝制传统带来的对威权的依恋、缺乏刚性宪法的传统、分散而好斗的国会、分裂的政府与不对国会负责的内阁，而总统对于国会解散权的滥用也成为这两个年轻的代议民主国家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议和前南方先后独立的各省，其领袖也往往是晚清的立宪派而非革命党，这也为日后国会的派系之争留下了伏笔。

其三，立法权与行政权缺乏配合，甚至各自为政、互相拆台。立宪派人始于求国会，终于得革命，种瓜得豆。1933年尽管历经数度国会解散与改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始终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3]德国通过《魏玛宪法》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初衷之一，是籍此迎合作为战胜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希望建立民主共和来换取一纸平等的条约。

在南北和谈时，因为孙文未经参议院同意便作出继续停战的决定，参议院咨文总统批评其做法尤为骇异。[44]就政体选择而言，《魏玛宪法》是半总统制，《临时约法》在内阁制原则下亦包含总统制的因子。

国会与总统、国民党与旧势力在制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最终成为1914年国会解散的导火索。《临时约法》虽然命运坎坷，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大部分时期亦被认为是法统之所系，也是代表各党派最大公约数的宪法性文件。

国会第一次解散，从纯粹法解释学角度来看或许不能被认为是解散：1913年底袁世凯借二次革命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造成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56]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05页。我们也可以说，《魏玛宪法》欠缺的不是一套更好的宪法技术，而是宪法文化与共识。[59]同前注[3]，沈有忠文。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居然为黎元洪提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辩解：《约法》虽然没有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能解散国会的规定，这就足够说明解散国会不违法。更何况，《临时约法》依然赋予总统美国总统制下的法案否决权。

[29]同前注[14 ], Michael Stolleis书，第83页。与第三帝国的迅速膨胀与崩溃相较，近代中国议会民主的好处未得，元首独裁的效率亦未能实现。

对此，国会提出质问书，认为总统没有权力取消议员资格，但政府却回应说因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其质问无效，于是国会无疾而终。人们其实很早便认识到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帝制，但也仅仅是推翻了国体上的帝制而已，帝制时代的政治传统与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故我。

赋予总统大权本来用以制衡国会专制，可由于魏玛时期混乱的政党政治很难产生稳定的国会多数，在实践中国会与内阁都无法有效制约总统，反倒造成了总统的专横。[7]魏玛共和国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的共和国，因为尽管1917年旧帝国议会的多数党联盟（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投票赞成《魏玛宪法》与共和体制，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就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收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

[5]帝国时期行政与立法的紧张关系，在《魏玛宪法》也仅仅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保留下来，其妥协的形式乃是将议会民主与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威安置在同一套宪政秩序中。而革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依然顾我，德国保留了既有的阶级结构、官僚体系、军队以及社会权威，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而言，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开始。理论上，制宪完成后，无论人们内心是否接受这部宪法，宪法都划定了未来政治的框架，政治人物从此应根据宪法划定的游戏规则博弈。但事实上，很多党派从参与魏玛议会开始便试图破毁魏玛共和与《魏玛宪法》：对革命者而言，宪法象征革命的失败以及多数社会党人士的背叛。

[45]传统上，官僚归国王掌握，军队是向国王效忠、而非向宪法效忠。一般而言，极右派拒绝议会模式。

民国北京政府与魏玛共和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忧外患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其归咎宪法文本，倒不如说是时代所造就。[43]叶曙明：《国会现场：1911-192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所以兴登堡能于1932时曾两次拒绝希特勒请为冢宰之求，然1933年便不能不请他为冢宰者，即因他有号召国会多数之力故。吴竟骂了起来：简直混账，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

[22]同前注[4]，沈有忠书，第138～139页。[2]学界通常认为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与德国《魏玛宪法》在文本上更为接近。其二以江苏、安徽为代表，立宪派联络当地军阀、官僚宣布和平光复，直接把旧衙门变成了新政府，仅由原来的地方官在衙门前树立奉宪独立的白旗，就算共和实现了。[45]参见叶阳明：《德国宪政秩序》，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页。

[34]魏玛共和国成立以来，德国的政党活动与组织明显日益走向了一个极化的多党政党体系，在该体制中存在着反体制的极左与极右翼政党，这些极端的政党似的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政治冲突的处理方式都朝着敌我尖锐对立的方向不断发展这也表明，立法事实认定的自制技术当中，应当包含对于事实状态本身的态度问题。

也正因为存在这种通联性，两种思维模式和判断结构当中的立法事实体系也存在相似的不足之处。[21]要言之，如果必要性原则纯粹只涉及事实判断，那么便只能在两种可以同等达到法益保护目的的手段之间加以比对，但如果不存在能够同等程度地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就不免对不同的法益进行评价和衡量。

在美国法上，审查基准分化的主要根据是立法所涉及的基本权利的类型，如涉及表达自由、宗教、国籍及少数族群等方面的法律，相较于涉及经济自由等领域的法律，应接受更为严格的审查。[46]按照审查的严格程度的递增，宪法法院依次形成了表面审查（Evidenzkontrolle）、一般合理性审查（Vertretbarkeitskontrolle）、强化性内容审查（intensivierte inhaltliche Kontrolle）三种审查标准，这三种审查标准都是对立法者的事实确认和预测裁判进行的内容上的审查，根据不同的审查强度，立法者的评价的优先程度也有所区别。